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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纹饶议科学别为诺奖心神不宁

2020-09-17 来源:

作者:王波

新一轮的躁狂与热议,又将习惯性地在我们周围复发。因为10月来了,一年一度的奖获奖名单会如期公布。

这份名单,往往被视为代表科学的高度。

可惜,这个高度,带给我们更多的是心理落差。人们在瑞典喜气洋洋揭开的名单,在中国揭开的却常常是数亿人心头久久难愈的伤疤——在中国大陆,还没人企及过这个高度。

所以,提及那些与科学有关的事,总容易令人心神不宁。在新书《饶议科学》里,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谈论的,都是与科学有关的事。

“奖是主观评价,多次发错。”这是他写在新书封面的第一句话。不过,写这话并非为了宽慰国人,而是为日裔美国科学家下村修鸣不平。

下村修在生物发光研究方面有非常重要的贡献,但科学界知道该研究后续工作的人多,知道开拓者下村修的人反而很少。下村修得到的社会认可更是少得可怜,在普林斯顿大学,他有20年时间没有自己的实验室,只能在别人领导下工作。他已经80岁了,不仅没当选任何地方的院士,发表文章也还在用家庭地址。

“年逾80岁的下村修,无疑应该获诺贝尔奖。”2008年10月4日,饶毅写道。在他看来,应该得奖的还有钱永健,并且钱永健“有两项重要工作都与下村修有一定关系”。

但饶毅也清楚“科学界并不公平”,“过去5年,化学奖委员会发生物学相关的奖出过三次错”。他剩下的或许只有愿望——“但愿钱永健在钱学森先生在世的时候获奖,以告慰他们全家”。[NextPage]

这个愿望最终没有落空。10月8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下村修、查尔菲和钱永健获2008年度诺贝尔化学奖。

2002年,在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宣布前一天,饶毅写下《21项值得获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的工作及科学家》。迄今为止,所列项目中,几乎每年都有获奖的。

但在他自己看来,“我不是预测,我只是说了我认为在科学研究水平上值得获奖的工作。”他能够预测的是,获诺贝尔奖这事,中国人“确实距离很远”。以前是没钱,而现在,“钱不是唯一的因素,体制、人才都需要跟得上”。

这名生命科学院院长,喜欢以科学技术内容和科学价值为标准,来评判一些科学研究。可是,当面对中国如何选择科技方向以及重点支持的领域和项目的疑问时,他发现用这标准“都不能解释”。

在他眼里,主要是科技体制出了问题,重大项目和方向的决策,有时是“由非科技专家感兴趣的热点来决定”。在其他国家,普通行政人员都是给专业领导和专业人员做辅助工作,在中国却常能领导和指挥专家。这样的体制里,肯定出不了2002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苏尔斯顿,这个家伙只喜欢自己做研究,既不发表很多文章,更不追求论文发表到特别显耀的杂志。

一同缺失的,可能还有科特别是胡主席在这个十八大的报告中关心民生这个问题上我特别记忆犹新技文化。1997年,在维尔穆特克隆多利羊以前,中国在人员和设备上都具备克隆哺乳动物的条件,但最终没做,“可能还是因为欠缺创新精神和文化”。不仅如此,饶毅发现中国举行的多数科技会议,对科学交流的热情也低于对热闹场面的追求,有些人甚至认为,做好科学的目的,就是能和行政人员一起在轰轰烈烈的大会上登台。

对于曾备受追捧的电视栏目《百家讲坛》,饶毅就非常反感。因为在那里,“历史常常以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标准来写,谁抢到了王位谁就厉害,这和科学完全不一样”。他同样反感的,还有一些历史书,在那些书里,居里夫人等著名科学家,都被美化为成功的典范,他们背后遭遇的曲折和辛酸都被平淡地处理了。

不过,老式的“英雄”、“魔鬼”图谱正渐渐被修改,居里夫人不再是那个只要事业不顾家庭的女人,而某些诺贝尔奖获得者,也不过是一些名不副实或沽名钓誉的庸碌之人,前辈科学家们开始在“历史”里活得有血有肉、至情至性。

只是,从历史回到现实,尤其是国内的科学现实,多少令人忧心。面对学风日下的学术环境,不少学者爱惜自己的羽毛,选择了保持沉默。

而每年10月,总会留下数以亿计的人们,年复一年地体味过往的躁狂与尴尬。或许科学家如饶毅者,心里此时会更为纠结和尴尬。

否则,他不会在新书封面的最后写下这样一句话——“有力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地位。我写科普,希望以科学的东西冲淡《百家讲坛》大谈尔虞我诈的古代史之风”。

(:李明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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